港人眼中的大專院校排名調查2006

就香港各大學排名進行的民意調查

4.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據報，一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院校的民意研究計劃，最近受一個商業機構委託，就香港各大學排名進行民意調查，所得結果引起專上教育界的批評。鑒於這些資助院校的學術水準由教資會負責監察，而且教育統籌局局長曾表示從社會整體利益着眼，教資會應在引導和促進整體高等教育界的發展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教資會：

(一) 有沒有評估該調查所採用的方法是不是客觀科學和對各大學是不是公平合理，以及調查結果對各大學的影響；若有評估，結果是甚麼；

(二) 有沒有採取措施消除有關調查在社會上可能引起的誤會，以營造有利本港大學教學研究正常發展及公平競爭的環境；若有，詳情是甚麼；若沒有，原因是甚麼；及

(三) 有沒有制訂準則或指引，確保這些院校的民意研究機構或計劃受商業機構委聘進行調查研究時，仍能維持及提高它們的學術研究水平？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教資會的主要職能是就本港高等教育的發展及撥款向政府提供持平的專家意見，並向政府和社會人士確保各教資會資助院校的運作及教學活動既保持優良水準，亦符合成本效益。

可是，教資會在考慮和監察高等教育界的整體發展（包括學術水平）所擔當的角色，與教資會評論個別院校所委託進行的某一項工作，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在維持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大前提之下，由教資會評論本質詢所指的調查並不恰當；教資會亦無從評估該調查所採用的方法是否科學、客觀、公平和合理。

各教資會資助院校均是獨立自主的機構，根據本身的法例成立，各自設有校董會，並享有學術自由。無論在課程與學術水準的監控、教職員與學生的甄選，以至資源的內部調配等方面，各院校均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無論那些服務是否帶來收益，各院校均可根據有關條例，提供諮詢、顧問、研究及其他有關服務。政府與教資會均充分尊重院校在學術發展及內部管理方面所享有的院校自主權，亦無意干預院校的內部事務。

不過，有鑒於各院校的經費基本上是由公帑支付，以及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故此，政府和公眾關注各院校的運作，是很合理的。大家都希望確保各院校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提供最高水準的教育。從這個角度來看，教資會一方面維護各院校的學術自由和自主權，另一方面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實質上是在兩者之間發揮了緩和的作用。

從正面的角度看，各位議員可以放心，教資會很明白須營造一個有利的環境，以促進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發展，以及它們之間的良性競爭和深入協作。為此，教資會已與院校緊密合作，期望透過策略性的方法和適當的撥款方式達成目標。容許我在此就有關方面的工作作出闡釋。

為促進本地高等教育界的蓬勃發展，教資會最近公布了名為"香港高等教育 ─ 共展所長，與時俱進"的導向文件。該文件提倡建立一個多元發展而又互相緊扣的高等教育體系，令本港的高等教育界別在區內及國際層面成為一股整體力量，而當中每所院校會因應本身的優勢，擔當獨特的角色。鑒於目前高等教育界正面對着激烈的國際競爭及緊絀的財政狀況，教資會亦推出了適當的措施、機制及誘因，引導院校明確劃分角色，促進各院校在按照其角色發展的同時，也進行深入協作，並透過公平和有建設性的競爭，推動院校追求卓越。

除此之外，在進行撥款評估工作時，教資會有一套嚴謹的程序以審議各資助院校就其撥款需求所提交的學術發展建議，目的是確保有關建議符合院校本身的角色和目標，並能配合社會需要。

各教資會資助院校均具備自我評審的資格，亦會關注其學術聲譽。各院校清楚知道在進行自負盈虧的活動時，必須維持學術操守和學術水平，並已在有關方面訂定了程序。

概括而言，我重申，縱使政府和教資會都不會就質詢所指的個別調查工作作出評論，但議員可以放心，政府會繼續致力營造一個有利的環境，以促進本地高等教育界的穩健發展。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我作出簡短的申報，由於我是其中一所大學的校董，我們的有關方面確實關注到現時對這類大學排名調查的一些反應。主體答覆提到由教資會評論這些調查並不恰當，以及教資會亦無從評估這些調查所採用的方法是否科學、客觀、公平和合理。局長也提到各院校的經費基本上是由公帑支付，以及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既然如此，大家現時均關注多所大學的運作，而且竟然搞出這樣的排名，公眾如何能得到一個更公平、又有科學根據的一項排名調查研究報告，方便市民獲得正確的資料呢？如果有關研究並非受剛才所提及的教資會監察，還有哪些機構或方面能使公眾在這方面取得較恰當及正確的資料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以我們所知，教資會無法就每項研究或調查作出評審，但學術界也很清晰地有不同的意見。如果有學者所進行的研究得不到認同，會有其他學者批評他們的做法。如果有關研究不具科學性、不公平或有甚麼問題，必定會有其他學者對他們作出指正，教資會無須作出調查。

李家祥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吳亮星議員的質詢。如果按照局長剛才的說法，就會變得議論紛紛，得不出甚麼結論。很明顯，一個機構既然願意花這麼多費用進行一項調查，現時的資料必然有不足之處，亦不能達致他們的要求。政府帳目委員會亦曾批評教資會所發放的資料似乎缺乏標準，以及透明度不高。既然有人認為這類調查如此重要，亦有此社會需要，局長會否對這些機構提供實質協助，利便它們取得有關資料，例如如何對學校的優點及缺點作正面的評估？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不會干預學校或其各部門所進行的工作。這些並非教資會及政府的責任。但是，我們會對大學的整體運作進行全面監察。至於調查是否涉及使用公帑，據我們所知，這類調查大多是由私人機構聘請大學教授進行的，所以完全沒有花費公帑在這方面。

主席：李家祥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李家祥議員：是的。對不起，我想是我的提問不夠清楚。我只是說政府帳目委員會曾經批評教資會所提供的資料有不足或缺乏透明度。我的補充質詢實在是，既然有這樣的社會需要，教資會是否應該協助提供一些正面的信息？我並非要求局長干預調查，既然有需要存在，局長為何不提供一些正面的信息來滿足這些社會需要？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教資會有其難處，由於每所院校均有本身的特色和優點，很難就每一方面和每一個學系，衡量和比較它們的表現。我相信這會存在困難。即使今年進行的調查排名是ABC，但明年或數個月後，由於有教授離職或新聘教授，排名又會變得不準確了。因此，我相信這方面會有困難。

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我也想跟進有關教資會能如何促使大學更具透明度或更開放，讓公眾人士對大學的運作及表現有更多瞭解？

教育統籌局局長：我相信教資會很鼓勵院校有高透明度，而每所院校的運作也是根據法例行事的，因此，每所院校有本身的校董會。以我所知，每所院校均有立法會議員擔任校董會成員，就這方面進行監察。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主體答覆提到，教資會明白有需要營造一個有利的環境，以促進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發展，以及它們之間的良性競爭和深入協作。既然如此，這項對大學排名作出的具體調查，以政府的角度來看，是否有助於良性競爭及深入協作，還是會有副作用，甚至產生反作用的效果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已經很清楚地指出這類排名調查沒有甚麼意思，所以政府和教資會均不會進行。但是，如果有私人機構要求某學校為它進行這類調查，應由學者及公眾自行評論它們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評估有關工作的公信力。

李家祥議員：多謝主席給我機會再次提問。據我所知，商界對大學的評級非常有興趣，亦認為非常有用 ─ 特別是在商界要聘用人才的時候。

我亦知道，英國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也有很權威及非常客觀的評級，對商界及學術界十分有用。美國亦有類似的雜誌或私營企業提供這類評級。我想瞭解政府為何不願意這樣做？如果有這類評級，而又存在社會需要的話，政府會否鼓勵這類評級的出現，並覺得這類評級未必一定須由學術界進行？

教育統籌局局長：據我所知，英國的《金融時報》每年均有刊出大學的級別，但每年也被不同的大學批評，所以，這個級別是否正確並沒有得到認同。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15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開宗明義地說明，教資會會與院校緊密合作，期望透過策略性方法及適當撥款方法以達致目標。我想知道，如果有關院校認為本身在某方面較為優勝，但卻不能符合教資會的目標，局長會否真的採用策略性的財政撥款手段，以促使它就範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院校有某方面的優勢，教資會一定會認同的。無論如何也不會利用撥款之類的方法來迫院校就範的。


立法會會議紀錄：2004-07-07相關部分	鍾庭耀解讀或評論

就香港各大學排名進行的民意調查 4.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據報，一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院校的民意研究計劃，最近受一個商業機構委託，就香港各大學排名進行民意調查，所得結果引起專上教育界的批評。鑒於這些資助院校的學術水準由教資會負責監察，而且教育統籌局局長曾表示從社會整體利益着眼，教資會應在引導和促進整體高等教育界的發展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教資會： (一) 有沒有評估該調查所採用的方法是不是客觀科學和對各大學是不是公平合理，以及調查結果對各大學的影響；若有評估，結果是甚麼； (二) 有沒有採取措施消除有關調查在社會上可能引起的誤會，以營造有利本港大學教學研究正常發展及公平競爭的環境；若有，詳情是甚麼；若沒有，原因是甚麼；及 (三) 有沒有制訂準則或指引，確保這些院校的民意研究機構或計劃受商業機構委聘進行調查研究時，仍能維持及提高它們的學術研究水平？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教資會的主要職能是就本港高等教育的發展及撥款向政府提供持平的專家意見，並向政府和社會人士確保各教資會資助院校的運作及教學活動既保持優良水準，亦符合成本效益。可是，教資會在考慮和監察高等教育界的整體發展（包括學術水平）所擔當的角色，與教資會評論個別院校所委託進行的某一項工作，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在維持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大前提之下，由教資會評論本質詢所指的調查並不恰當；教資會亦無從評估該調查所採用的方法是否科學、客觀、公平和合理。各教資會資助院校均是獨立自主的機構，根據本身的法例成立，各自設有校董會，並享有學術自由。無論在課程與學術水準的監控、教職員與學生的甄選，以至資源的內部調配等方面，各院校均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無論那些服務是否帶來收益，各院校均可根據有關條例，提供諮詢、顧問、研究及其他有關服務。政府與教資會均充分尊重院校在學術發展及內部管理方面所享有的院校自主權，亦無意干預院校的內部事務。不過，有鑒於各院校的經費基本上是由公帑支付，以及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故此，政府和公眾關注各院校的運作，是很合理的。大家都希望確保各院校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提供最高水準的教育。從這個角度來看，教資會一方面維護各院校的學術自由和自主權，另一方面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實質上是在兩者之間發揮了緩和的作用。從正面的角度看，各位議員可以放心，教資會很明白須營造一個有利的環境，以促進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發展，以及它們之間的良性競爭和深入協作。為此，教資會已與院校緊密合作，期望透過策略性的方法和適當的撥款方式達成目標。容許我在此就有關方面的工作作出闡釋。為促進本地高等教育界的蓬勃發展，教資會最近公布了名為"香港高等教育 ─ 共展所長，與時俱進"的導向文件。該文件提倡建立一個多元發展而又互相緊扣的高等教育體系，令本港的高等教育界別在區內及國際層面成為一股整體力量，而當中每所院校會因應本身的優勢，擔當獨特的角色。鑒於目前高等教育界正面對着激烈的國際競爭及緊絀的財政狀況，教資會亦推出了適當的措施、機制及誘因，引導院校明確劃分角色，促進各院校在按照其角色發展的同時，也進行深入協作，並透過公平和有建設性的競爭，推動院校追求卓越。除此之外，在進行撥款評估工作時，教資會有一套嚴謹的程序以審議各資助院校就其撥款需求所提交的學術發展建議，目的是確保有關建議符合院校本身的角色和目標，並能配合社會需要。各教資會資助院校均具備自我評審的資格，亦會關注其學術聲譽。各院校清楚知道在進行自負盈虧的活動時，必須維持學術操守和學術水平，並已在有關方面訂定了程序。概括而言，我重申，縱使政府和教資會都不會就質詢所指的個別調查工作作出評論，但議員可以放心，政府會繼續致力營造一個有利的環境，以促進本地高等教育界的穩健發展。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我作出簡短的申報，由於我是其中一所大學的校董，我們的有關方面確實關注到現時對這類大學排名調查的一些反應。主體答覆提到由教資會評論這些調查並不恰當，以及教資會亦無從評估這些調查所採用的方法是否科學、客觀、公平和合理。局長也提到各院校的經費基本上是由公帑支付，以及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既然如此，大家現時均關注多所大學的運作，而且竟然搞出這樣的排名，公眾如何能得到一個更公平、又有科學根據的一項排名調查研究報告，方便市民獲得正確的資料呢？如果有關研究並非受剛才所提及的教資會監察，還有哪些機構或方面能使公眾在這方面取得較恰當及正確的資料呢？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以我們所知，教資會無法就每項研究或調查作出評審，但學術界也很清晰地有不同的意見。如果有學者所進行的研究得不到認同，會有其他學者批評他們的做法。如果有關研究不具科學性、不公平或有甚麼問題，必定會有其他學者對他們作出指正，教資會無須作出調查。李家祥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吳亮星議員的質詢。如果按照局長剛才的說法，就會變得議論紛紛，得不出甚麼結論。很明顯，一個機構既然願意花這麼多費用進行一項調查，現時的資料必然有不足之處，亦不能達致他們的要求。政府帳目委員會亦曾批評教資會所發放的資料似乎缺乏標準，以及透明度不高。既然有人認為這類調查如此重要，亦有此社會需要，局長會否對這些機構提供實質協助，利便它們取得有關資料，例如如何對學校的優點及缺點作正面的評估？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不會干預學校或其各部門所進行的工作。這些並非教資會及政府的責任。但是，我們會對大學的整體運作進行全面監察。至於調查是否涉及使用公帑，據我們所知，這類調查大多是由私人機構聘請大學教授進行的，所以完全沒有花費公帑在這方面。主席：李家祥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李家祥議員：是的。對不起，我想是我的提問不夠清楚。我只是說政府帳目委員會曾經批評教資會所提供的資料有不足或缺乏透明度。我的補充質詢實在是，既然有這樣的社會需要，教資會是否應該協助提供一些正面的信息？我並非要求局長干預調查，既然有需要存在，局長為何不提供一些正面的信息來滿足這些社會需要？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教資會有其難處，由於每所院校均有本身的特色和優點，很難就每一方面和每一個學系，衡量和比較它們的表現。我相信這會存在困難。即使今年進行的調查排名是ABC，但明年或數個月後，由於有教授離職或新聘教授，排名又會變得不準確了。因此，我相信這方面會有困難。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我也想跟進有關教資會能如何促使大學更具透明度或更開放，讓公眾人士對大學的運作及表現有更多瞭解？教育統籌局局長：我相信教資會很鼓勵院校有高透明度，而每所院校的運作也是根據法例行事的，因此，每所院校有本身的校董會。以我所知，每所院校均有立法會議員擔任校董會成員，就這方面進行監察。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主體答覆提到，教資會明白有需要營造一個有利的環境，以促進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發展，以及它們之間的良性競爭和深入協作。既然如此，這項對大學排名作出的具體調查，以政府的角度來看，是否有助於良性競爭及深入協作，還是會有副作用，甚至產生反作用的效果呢？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已經很清楚地指出這類排名調查沒有甚麼意思，所以政府和教資會均不會進行。但是，如果有私人機構要求某學校為它進行這類調查，應由學者及公眾自行評論它們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評估有關工作的公信力。李家祥議員：多謝主席給我機會再次提問。據我所知，商界對大學的評級非常有興趣，亦認為非常有用 ─ 特別是在商界要聘用人才的時候。我亦知道，英國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也有很權威及非常客觀的評級，對商界及學術界十分有用。美國亦有類似的雜誌或私營企業提供這類評級。我想瞭解政府為何不願意這樣做？如果有這類評級，而又存在社會需要的話，政府會否鼓勵這類評級的出現，並覺得這類評級未必一定須由學術界進行？教育統籌局局長：據我所知，英國的《金融時報》每年均有刊出大學的級別，但每年也被不同的大學批評，所以，這個級別是否正確並沒有得到認同。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15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開宗明義地說明，教資會會與院校緊密合作，期望透過策略性方法及適當撥款方法以達致目標。我想知道，如果有關院校認為本身在某方面較為優勝，但卻不能符合教資會的目標，局長會否真的採用策略性的財政撥款手段，以促使它就範呢？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院校有某方面的優勢，教資會一定會認同的。無論如何也不會利用撥款之類的方法來迫院校就範的。	吳亮星議員所指的「專上教育界的批評」，不屬學術討論結果。要求教資會以社會利益為由監察院校民調，與嶺大校長和副校長的觀點相同。吳議員的三個提問可謂相當中性，但他及後的發言就明確顯示他對我們的不滿。例如他說：「...各院校的經費基本上是由公帑支付...竟然搞出這樣的排名...」，除了是貶低我們的民意調查外，亦不知道我們的調查沒有涉及公帑，而院校排名更是由專業教育網全面負責。我們非常欣賞李國章局長對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理解。如果院校領導對有關理念的執著和堅持尤不及政府官員，這會是大學的悲哀。鍾庭耀一向認為，無論是否涉及使用公帑、或商業贊助、或行政考慮，所有知識分子都要對自己的言論和工作負責。我們歡迎與任何人士與我們進行學術討論，探討更好的研究方法。對於訴諸情緒、金錢、政治、輿論或人脈關係的非學術壓力，我們不會就範，只會嗤之以鼻。李局長的理解完全正確。嶺大也有進行民意調查，應該十分清楚。教資會和各院校其實公佈了很多資料，只是不便作出整體排名而已。以外國經驗而論，大學排名一般都是由獨立媒體或研究機構進行的。大學評級的確有其作用，但差不多每個排名榜都會受到批評，尤其是排名偏低的院校。理論上，院校可以合作進行排名，以免各說各話。但實際上，由於利益關係，院校合作亦困難重重。在自由社會，最後標準依然是大眾信與不信、用與不用的問題。政府部門、私人機構、大專院校，除非屬於可有可無，否則都逃不過民意監察。

整體說明

嶺南大學校董會及諮議會成員吳亮星議員，在2004年7月7日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問題，與嶺大校長陳坤耀在2004年7月2日的《南華早報》和7月6日的《信報》發表的文章非常配合，似乎並非巧合。如果吳亮星議員是代表嶺大校董會發言，而陳坤耀又是以嶺大校長的身份發表文章和評論，則2004年關於大學排名的討論，便不再屬於個別學者或社會人士討論的層面。嶺大副校長饒美蛟多年來發表的評論文章，包括2004年前和後的文章，都註明文章觀點與服務機構無關，但實際上，嶺大高層似乎完全接受了他的觀點。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雖然非常關注事件的發展，但鑒於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對吳亮星議員的提問恰如其分，沒有應邀審查或監察民研計劃的工作，因此，我們沒有作出即時回應。況且，透過陳坤耀的評論和吳亮星的提問，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嶺大高層的誤解。基於這些誤解，我們背負了一些屈辱，但只要我們把一切資料詳細紀錄，意氣之爭過後，問題總有解決的一天。民研計劃主任鍾庭耀在此解讀和評論立法會當天的討論，也是希望更加清楚說明當中的誤解。